嫁给东瀛郎的酸甜苦辣

国际婚姻并非始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但大批中国女孩远嫁日本，确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高潮，国人对此也褒贬不一。那么，这类国际婚姻是幸还是不幸，东京《中文导报》对此作了综合报道。

记者采访了十几位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出生地的中国新娘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在人生大舞台上，国际婚姻这一交响组曲中，尽管不断跳动着不协和音，但主旋律却是和谐、向上的，只不过主旋律不像不协和音那样刺耳，它是静静地、不事张扬地流淌着的，就像一股清泉轻轻地流过……

自称“始终有好运陪伴”的唐某，是一位来自湛江的南国女儿，在广州读完大学日语专业后分到一家旅行社工作。

她的日本老公比她大18岁。她觉得天下最好的老公被她找到了。她说：“我真的觉得他是天下最好的男人，真的是老天爷安排的缘分，才让我得到了他。”接着，她开始了述说——

最初的缘份是学日语。考大学时我本来是考英语，笔试分数很高，但听力差，口试成绩不好，我是被“踢”到日语系的。我相信这是老天爷让我学日语的。

第二个缘分是，我到了日本，但没留下来，老天爷让我回到了广州，在广州见到了老公，才有了这个幸福的结局。

我是1993年4月第一次出差来日本，参加一个展览会。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印象很坏——资本主义压迫工人，女人受气，留学生受压迫被剥削。要不是工作出差，我绝对不向往日本。1993年来了以后，我一下子变了！回国后我萌生了到日本留学的念头，在外办工作的同学帮忙把我介绍到了和歌山。

来到和歌山，好多事让我很感动，可是，我的心情就是好不起来。因为来日本前我和男朋友刚刚分手，一个人独往独来很难过，周围那么多好人，环境也很好，但都吸引不了我，一年以后，我准时回到了原单位。不过，就是因为回了广州，我才得到了老公，我真的相信是老天爷让我回来的。

老公当时是被公司派到广州事务所工作的。我清楚地记得，1995年8月5日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，我觉得他成熟，有涵养，很有书卷气，善解人意，超然洒脱，安静的笑容里透着沉静、稳重，眼神里流露出男人的睿智和宽容。跟他聊天时，居然会从他的笑容里看到几分大男孩的羞涩，人也像个大男孩一样纯净可爱，完全不同于我常见的小香肠式的日式男人。这就是一见钟情吧？直到现在，我还时常对他讲，当时，我是被你的笑容给骗到了。

我属于感情型的女人，总认为若两人真的在恋爱，总会有点甜言蜜语吧。可在同他交往的过程中，直到结婚前3个月，我们连手都没拉过，“纯情”得让人难以相信。是朋友？是恋人？有时连我自己都摸不透。我等他对我说：“我喜欢你！”可就是听不到。那段日子，让我过得好辛苦哇！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急中生智，想了一个主意，想试试他的反应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给他打电话说，准备买房子，哪知道他非常冷静，一点儿也没有我期待的反应，于是我买了房子，告诉他准备结婚用。内装修时，他的电话接踵而来，我才感到他心里是有我的位置的，心情才总算阴转晴了。一直到1996年2月，他接到通知要奉调回国，我们才正式谈到将来，在他回国前的3月21日，我们在广州涉外婚姻登记处正式登记。1996年8月，我也来到了日本。

我自己认为很了解日本，但实际生活起来，还是有不适应的地方。我们家里也常常发生小小的“冷战”，当然每次“冷战”都是我挑起的，但每次平静下来后我都很内疚。刚来日本时，他每天下班回家前都要先来一个电话，但突然有一天他没来电话。回到家后，我向他大喊大叫，他像往常一样冷静，不理我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好像突然想起来似地问我：那次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我一愣，当时我好像突然意识到，我太在乎他了！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，我扮演着各种角色，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，可以像朋友一样促膝谈心，有时又像敌人一样剑拔弩张，可是，他却始终包容着我的一切缺点。

来日本后一个月，我也上班了。你知道，我有点小脾气，爱发牢骚，回家后也乱讲公司的事。他却像个典型的日本职员，从来不把公司里发生的问题带回家，从来没听他讲过公司里的事情。对于我的牢骚，他静静地听完后，更多的是要我坚强、忍耐，从来不做火上加油，煽风点火的事，时间长了，我感到我的家就像是个避风港，不管外面有了什么事，家里有老公在支持和支撑着我，我感到安定、踏实，连回家的路也好像格外坚实。他对于我的很多牢骚不满，经常是很有责任感又细致认真地解释、说明，当然，结论经常是我不对。在老公这里，我感到一种“净化”，他的人格力量使我对他尊敬、敬佩。在我们之间，好像不存在报上经常看到的中日夫妻间因为签证、钱财、物质，还有那么深刻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磨擦、争吵、冲突。我们之间互相都很坦诚，在我们之间只有“真爱”。我感到我只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生活，而不是和一个特定的日本男人生活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国际婚姻的感觉，也许，这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源泉。

比起充满罗曼蒂克的唐某，北京姑娘小优和她的老公之间却像江南陈酿的绍兴老酒，时间越长越醇香，过得越久越有味道。仅就这个意义而言，倒有点像李双双和孙喜旺——日子越长越有感情。

小优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大的中外合资饭店工作，1991年来日本。当时她同朋友一起到了九州的一个海滨小城，就读于当地的一家计算机专门学校。这座小城里外国人不多，出身于军人家庭，却又涉世不深，又懂日语的小优既有军营中养成的开朗大方的性格，又因涉世未深仍然保持的清纯形象，再加上会日语能交流，来了后不久就作了一次“一日邮局局长”，又上报纸又上镜头，一次对她的专访居然播了40分钟，着实风光了一阵，她在同学和周围的人群中招致的“回头率”相当高。在她打工的中国餐馆里，同她聊天的客人也是最多的。她和老公就是这时认识的。

当时向她表示好感的人很多。对“江湖险恶”知之甚少的小优，在选择老公时却颇有见地。她说，她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现在的老公，就是因为他有头脑、有思想、理解人，宽宏大量，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，能保护我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周围的几个追求者中，他最有知识，最了解中国，最喜欢中国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她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她的老公是个技术人员，诚实、纯朴、专一，在他们确定关系后，他把小优如何进入日本社会，他们的将来，在日本人的社会里如何保护年轻的妻子，甚至连几十年以后都考虑到了。在老公的眼睛里，小优永远是个“重点保护对象”，对于小优的缺点——有时任性、发小脾气，不讲理，他认为是从小在军队干部家庭里养成的“小姐脾气”，不必认真计较。对于小优婚前提出的颇有点蛮不讲理的“约法三章”，他始终恪守如一。这三章是：经济我管（也就是账本我管）；给我自由（我想去哪儿玩，你都不能管，包括回中国看爹娘）；交往自由（本来我的中国朋友就不多，你不能干涉我和朋友的来往）。老公说，既然答应了就要信守诺言。可是就因为老公的守信，让小优闯了一个大祸。

小优管账本，老公根本不过问，真的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她。一次她的一位中国朋友说，朋友（是个开公司的日本人）有点财政紧张，急需周转资金，小优二话不说，就借给了他。后来又有几次，每次都是十万、十几万，当然都是好借好还。直到有一次，对方张口要借几百万，小优也大方地交了出去。可是事隔不久，这个日本人宣布破产。由于没有借据和法律上的文件，几百万收不回来了！小优慌了，心想存折上都是老公辛苦挣来的工资收入，自己不请示不汇报，擅自借出去这么一大笔钱，老公还能饶了她？老公回来后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提心吊胆地把事情告诉了老公，没想到不仅没有预想中的疾风暴雨，老公连个生气的表情都没有，只是平静地安慰她，没有这些钱，咱们也破不了产。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，反倒让小优觉得更对不起老公。不过从此后，她再也不敢借钱给人了。

对中国姑娘们来说，自由是重要的，也是宝贵的（其实，岂止是姑娘们，不少人都是憧憬着幸福与自由来到这片岛上的）。但是，对于一些嫁到远离大城市地区或偏远山区的中国姑娘们来说，自由也成了她们要靠抗争才能再度得到的东西。

李某在国内是个才女，开始在一家音乐报刊做记者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到一所一流大学里做了兼职中文教师，给短期来华的日本留学生教中文，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就是在那里认识的。她说——

我对出国不感兴趣。我在国内作过记者，作过教师，有文化层次，有社会地位，我不是个“出国迷”，真的是因为感情到了。1996年，他到北京去短期留学，真的是仅仅一个月就撞出了火花，我喜欢他男人味十足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他回国后又到中国去了好几次，联系感情，我们走到一起根本就没有什么他是日本人，可以出国的因素搅在里面。

我们是1998年2月在北京结的婚，7月份刚刚来日本，现在就出现了问题。主要是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没有了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，而感到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会产生不满的。在国内，我自由惯了，不喜欢别人的支配和指使，但是在新泻这里，他的父母却想用在中国早被打倒的封建礼教来压制我。我的丈夫可以说是封建卫道士的牺牲品，他夹在父母和我之间表现得很懦弱，甚至最后他表示宁愿选择离婚，也不愿屈就我。

在日本，像我们这样结婚后同父母一起住的很少。在家里，他们想把我改造成受气的小媳妇，每天一睁眼，就安排下干不完的活儿，还指手划脚，到处挑毛病，说坏话，一双眼紧盯着你让你浑身不自在，连星期六、星期天都不让休息。可能是由于紧张过度，最后闹了一场胃病，躺了好几天。我忍无可忍，开始反抗了。

起先我们一家老小的衣服都是我一个人洗，后来我只洗我和丈夫的，老头儿老太太就叨叨：水电费比原来贵了一倍！要求一块儿洗衣服，我不干。我说，你们怎么一点儿也不懂卫生知识？男人和女人的衣服能在一起洗吗？你们不怕，我还怕传染病呢。我就是这个性格，不信邪。尊重是互相的，我又不是旧社会的小媳妇，凭什么让你们这么欺负？时间长了，他们总算明智了一点，知道逼太急了可能会物极必反，现在多少有些“进步”。这次生病躺在楼上，吃饭都是老头儿端上端下。

林小姐也有过类似的遭遇。

林来自中国南方。她是自由恋爱结婚的。丈夫性格随和老实，林小姐性格开朗活泼，两人婚后生活和谐、亲热，但这却遭到了传统守旧、对外国人又有些偏见的婆家人的不容。特别是婚后，老实巴交的丈夫与新婚妻子卿卿我我，似乎冷落了共同生活几十年的父母，更招来家里人的不满，认为是妻子夺走了他们儿子的亲情，儿子被中国人妻子“改造”了。为了表示不满，他们要求儿子搬家（尽管这套房子是以儿子的名义租下的），把房子腾出来给弟弟、妹妹住。甚至两人结婚后，他们拿着原来就持有的钥匙，不管白天黑夜仍然自由进出新婚夫妻的房间。后来，丈夫的弟弟竟然在一间房里住了下来，意欲逼他们搬走。当得知林无意搬走时，矛盾终于爆发了。

那天正是日本的正月初一，他们一家人拿着刀，大骂着打上门来，气势汹汹，连丈夫都挡不住。林只好躲进一间房里锁上门，任他们叫骂、撞门。

风波过后，林表现得很冷静，她并没有骂丈夫，也没有找人来“回击”，她找来了律师，当着住在一起的丈夫的弟弟的面申明，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这场纠纷，同时当即委托律师准备相关文件。这下子吓坏了丈夫的一家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全家当着律师的面达成了和解的协议，现在，林和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但是，五线谱上记下的不全是浪漫曲、梦幻曲、月光曲、小夜曲，人生中也不全是花好月圆。据记者了解，确有相当比例的中日夫妻家庭破裂或名存实亡，不少人将其原因归于中日国家间、汉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，但文化差异就一定会导致文化冲突或各种分裂吗？

八十年代，国门初开，一些人和一些斡旋组织通过不法手段，通过骗两头造成了大量婚姻悲剧，这样说不少中国姑娘被骗到日本绝不为过。上海姑娘、四川姑娘变成“山形新娘”下嫁日本农民摸爬滚打，度日如年，于是，逃婚、离婚，不辞而别者屡有发生。但现在，除个别中国偏远贫困地区外，这种被骗盲目结婚的事件越来越少。已在日本上学工作的姑娘自然可以从容选择，国内再来者也大部分目的明确。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类：脱离贫困的生活环境，求得根本的脱贫；通过结婚取得签证，不管有没有感情，来了再说，其中偶有先结婚后恋爱的李双双式事例发生；来日本后，生活学习艰辛，以结婚为出路解决在留、生活等问题；最痛快者，日本有人接应，出了机场就溜等等不一而足。

在日本的中日婚姻家庭中，究竟幸福、痛苦、维持者各占多大比例，其说不一。据记者对十几位中国新娘的了解，其中生活很好、很满意的占1／3，无法忍耐想立刻分手者只有两位，其余或是维持现状，或是经过斗争环境有所改善。